/… 續上／「百年危機」二之二 （返回二之一）[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can be downloaded here]
Co-immunity is never going to realize as long as the logic of nationalism fueled by xenophobia reigns. What options do we have to act out?「遵循民族國家的邏輯，全球“共同免疫體”永遠無法實現」： 1919年前後困擾歐洲的虛無主義，因著技術加速和全球化被徹底擴散，縮減了全球自身的行為能力，內部的矛盾邏輯變成無法化解。儘管人類仍然希望繼續相信人類的不朽，全球身體免疫系統的危機自2001年 9/11 世貿受襲事件始起，「引發了一種作為永久的例外狀態的免疫反應。」2019年的新冠狀病毒，把「邊界」引回正朝一體化的全球。單一技術主義和文化失效，共同免疫體不再可能。信息戰的內在性變得明顯了，民族國家必須捍衛其物理邊界。100年了，以「現代民族國家和信息戰塑造的虛擬身份」為基調，我們如何擺脫單一技術經濟文化的惡性競爭？緊急狀態成為新正常 (new normal) ，共同免疫體真的難以實現？具體的團結如何發生？
3. 單一技術主義的壞的無限性
如果我們追隨施密特 (Carl Schmitt) 的觀點，那麼世界衛生組織 (WHO) 首先是一個去政治化的工具，任何新聞機構都能比它更好地發揮就新冠病毒提出警告的功能。事實上，有些國家由於遵循了世衛組織初期對局勢的判斷，行動得過於緩慢。正如施密特所寫的：一個以人性為名義建立的國際代表制治理機構，「不能消除戰爭的可能性，正如它也沒有廢除國家。它只是為戰爭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允許戰爭發生，裁決聯盟戰爭，並對某些戰爭進行合法化和裁決，為戰爭掃除了許多障礙。」[11] 自二戰以來，世界權力和跨國資本對全球治理機構的操縱難道不只是這一邏輯的延續嗎？一種最初可控的病毒豈不是讓世界陷入全球戰爭狀態了嗎？這些組織反而助長了一種全球性的病態，其中單一技術的經濟競爭和軍事擴張是唯一的目標，它將人類與其植根於地球的地域性分離開，代之以由現代民族國家和信息戰塑造的虛擬身份。
例外狀態或緊急狀態的概念，最初是為了讓主權者對聯邦進行免疫，但自9/11以來，它已趨向於一種政治常規。緊急狀態的正常化不僅體現了主權者的絕對權力，也體現了現代民族國家通過一切可用的技術和經濟手段擴大並確立其邊界、試圖應對全球局勢卻失敗的狀況。只有當我們從由國界規定的主權角度理解地緣政治，邊界控制才是一種有效的免疫行為。冷戰後，加劇的競爭導致了一種單一技術文化，它不再平衡經濟和技術進步，而是一邊同化它們，一邊邁向世界末日。基於單一技術的競爭正在為競爭和利潤而摧毀地球的資源，它同時也阻止任何參與者走上不同的道路和方向 — 也就是我常討論的「技術多樣性」。技術多樣性不僅意味著不同的國家產生品牌和特性稍有不同的同一類型的技術（單一技術），相反，它指的是在價值觀、認識論和存在形式上各不相同的宇宙技術 （cosmotechnics）的多元性。目前利用經濟和技術手段壓倒政治的競爭形式，常被歸結於新自由主義，而和它緊密相關的超人類主義認為，政治只是一種人類主義認識論，將很快被技術加速克服。我們走入了現代性的僵局：人們由於害怕被別人勝過而無法輕易退出這種競爭。這就像尼采描繪現代人的比喻：一群人永遠拋棄了他們的村莊，上船去海上尋求無限，但到了海中央，卻發現無限不是一個目的地。[12] 在沒有回頭路的情況下，沒有甚麼比無限更可怕了。
新冠病毒和所有的災難一樣，或許會迫使我們追問自己要去那裡。儘管我們知道自己只是在走向虛空，卻還是被一種「努力活下去」的悲劇衝動驅使著。在激化的競爭中，國家關心的不再是它的國民，而是經濟增長 — 任何對民眾的關心都是由於他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在一系列事件 — 中國起初試圖壓制有關新冠病毒的新聞，在習近平警告說防控病毒的措施會損害經濟之後，新增病例的數量又戲劇性地跌至零宗，是顯而易見的。也是同一種無情的經濟「邏輯」，使其他國家決定觀望，因為旅行限制（是世衛組織反對的）、機場篩查和推遲奧運都會影響旅遊業。
媒體和許多哲學家都對亞洲的「權威方式」和西方國家所謂的自由/自由主義/民主方式提出了一種有些天真的論點。中國（或亞洲）的權威方式 — 經常被誤解為儒家思想，儘管儒家思想根本不是一種權威或強制的哲學 — 在利用已經普及的消費者監控技術（面部識別、移動數據分析等）識別病毒的傳播和管理民眾方面一直很有效。當疫情在歐洲爆發時，對於能否使用個人數據仍存在爭議。但如果我們真的要在「亞洲威權治理」和「西方自由/自由主義治理」之間做出選擇，亞洲威權治理對於應對進一步的危機似乎更能接受一些，因為以自由放任 (libertarian) 的方式管理此類流行病，實際上是一種優生學，它允許自我選擇 (self-selection) 迅速消滅老年人口。無論如何，這些文化本質主義的對立都是誤導性的，因為它們忽視了社區的團結和自發性，以及人們對年長者和家庭的各種道德義務；儘管這種無知對於虛榮地表現自己的優越感是必要的。
但是我們的文明還能走向何方呢？這個問題的規模幾乎超出了我們的想象，使我們只剩下希望 — 作為最後的辦法 — 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無論正常這個詞究竟意味什麼。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試圖尋找其他地緣政治選擇和配置，以超越施密特的政治性概念，正如德里達 (Derrida) 在《友誼的政治學》(Politics of Friendship) 中所做的，他通過解構友誼概念來回應施密特。解構展露了友誼與社群的本體論差異，以暗示超越了朋友與敵人的二分法的另一種政治 — 這種二分法是二十世紀政治理論的基礎 — 即好客。「無條件」和「不可計算」的好客可稱為友誼，在地緣政治中它可看作是對主權的破壞，就像日本解構主義哲學家柄谷行人 (Kōjin Karatani) 所說，康德 (Kant) 嚮往的永久和平只在主權可以作為禮物被給予時才有可能 — 莫斯 (Marcel Mauss) 的禮物經濟 (gift economy) 意義上的禮物，它將可能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帝國結束之後到來。 然而，這一可能性要以廢除主權為前提，換句話說就是廢除民族國家。柄谷行人認為要想實現這一點，我們可能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戰，繼而建立是一個權力比聯合國更大的國際治理機構。事實上，安吉拉·默克爾 (Angela Merkel) 的難民政策和鄧小平構想的「一國兩制」，是在不進行戰爭的情況下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的。後者具有成為比聯邦系統更複雜、更有意思的模式的潛力。[13] 然而，前者一直是人們激烈攻擊的對象，後者則正在被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教條的施密特主義者摧毀。如果沒有國家願意向前推進，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是最快捷的選擇。
在那一天到來之前，在一場更嚴重的災難把我們帶向滅絕的邊緣（我們已經能預告到這一點）之前，我們可能還要問一問，一種「有機體的」全球免疫系統如果不只是主張與新冠病毒共存，還能是什麼樣子？[14] 如果我們還想讓全球化繼續，並且是以一種不那麼矛盾的方式繼續，怎樣的共同免疫體（co-immunity）或共同免疫主義（co-immunism，斯勞特戴克提出的新詞）是可能的呢？斯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共同免疫主義策略很有意思，但在政治上是含糊的 — 可能是因為他沒有在主要著作裡充分闡述這一策略 — 它在極右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邊界政治和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 的傳染免疫（contaminated immunity）之間搖擺不定。然而問題是，如果我們仍然遵循民族國家的邏輯，將永遠無法實現共同免疫體。不僅因為一個國家既非細胞也非有機體（無論這個比喻對理論家來說多麼有吸引力、多麼有用），更根本的原因是，這個概念本身只能產生一種基於朋友和敵人的免疫，不管它採取國際組織還是理事會的形式。現代國家像利維坦一樣，由它的全部民眾構成，除了經濟增長和軍事擴張以外對什麼都沒有興趣，至少在人道危機來臨之前是這樣。在緊迫的經濟危機的困擾下，民族國家成了被操縱的假新聞的源頭（而非目標）。
4. 抽象和具體的團結
讓我們回到邊界問題，對我們進行中的這場戰爭的性質提出質疑 —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認為這場抗疫之戰是聯合國自二戰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抗疫戰首先是一場信息戰。敵人是無形的，只能通過社群和個體流動性的信息來定位它。戰疫的效力取決於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以及調動可用資源實現最高效率的能力。對於實行嚴格網絡審查的國家來說，可以像遏制社交網絡上流傳的「敏感詞」一樣遏制病毒。在政治語境中使用「信息」一詞常常被等同於宣傳，儘管我們應該避免將其簡單看作大眾媒體、新聞，甚至言論自由的問題。信息戰是二十一世紀的戰爭。它不是一種特定類型的戰爭，而是永久的戰爭。
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收錄的一篇演講裡，把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戰爭是以其他手段延續的政治」顛倒為「政治是以其他手段延續的戰爭」。[15] 這一倒置表明戰爭已不是克勞塞維茨所想的那種形式，但福柯還沒有發展出關於信息戰爭的論述。二十多年前，一本名為《超限戰》的書，由兩名前空軍上校在中國出版。這本書很快被譯成法語，據說影響了 Tiqqun 雜誌以及後來的隱形委員會（Invisible Committee）。這兩位前上校很瞭解克勞塞維茨，但沒有讀過福柯，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傳統的戰爭將逐漸消失，被世界中的內在戰爭取代，主要信息技術造成並使這種狀況成為可能的。可以把這本書解讀為對美國全球戰爭戰略的分析，但更重要的是，它對信息戰如何重新定義政治和地緣政治做出了透徹的分析。
對抗新冠病毒的戰爭同時也是一場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的戰爭，這是後真相政治的特徵。病毒也許是引發了當前危機的偶然事件，但這場戰爭本身不再是偶然的。信息戰敞開了另外兩種（在某種程度上是藥理學的）可能性：首先，戰爭不再以國家為衡量單位，而是以無形的武器不斷使國家去轄域化，它沒有明確的邊界；其次是內戰，它的形式是信息圈內的競爭。對抗新冠病毒的戰爭是一場對抗病毒攜帶者的戰爭，一場以虛假新聞、謠言、審查制度、虛假統計和錯誤信息等方式開展的戰爭。當美國利用硅谷技術擴大其信息圈並滲透至地球上大多數人口，中國建造了世界上最大、最複雜的信息圈之一，具有人和機器組成的設備完善的防火牆，使它能遏制病毒在14億人口中傳播。得益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和它已經在非洲建立的網絡，中國的信息圈正在擴大，於是美國以安全和知識產權為名，阻止華為擴大其信息圈。當然，信息戰也不全是由主權國家發起的。在中國，各個陣營都在官方媒體、傳統媒體（如報紙）和獨立媒體上互相競爭。比如傳統媒體和獨立媒體都對國家公佈的疫情數據做了事實核查，迫使政府糾正自己的錯誤，並向武漢的醫院分配更多醫療設備。
新冠病毒使信息戰的內在性變得明顯了 — 民族國家必須捍衛其物理邊界，同時又要憑借技術、經濟手段超出邊界以建立新邊界。信息圈是由人構建的，儘管它在近幾十年來有很大發展，其進程依然是未定的。由於對共同免疫體的想象 — 作為國家之間共產或互助的可能性 — 只能是一種抽象的團結，它就像「人類」（Menschheit）這個概念一樣，很容易遭受犬儒主義的攻擊。近幾十年來，一些哲學討論成功地培育起一種抽象的團結，但它很多時候變成基於派別的小圈子，其免疫系統由同意或不同意劃清界線 。抽象的團結有吸引力，正因為它是抽象的：與具體物相反，抽象物沒有根基，沒有地域性；可以被挪用到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立足。但抽象的團結是全球化的產物，是對於某種早已面臨終結的東西的元敘事（甚至是形而上學）。
真正的共同免疫體不是抽象的團結，而從具體的團結出發的，具體團結的共同免疫體應當是下一波全球化（如果它能發生）的基礎。這次全球流行病爆發以來，已經出現了數不勝數的真正的團結行動：如果你不能去超市，誰能替你採購；或者當你需要去醫院，誰能給你口罩；誰能為輓救生命而提供呼吸機；等等，這些都至關重要。醫療團體之間也有團結，它們分享關於疫苗研發的信息。吉爾伯特·西蒙登 (Gilbert Simondon) 通過技術物件來區分抽象和具體：抽象的技術物件是可移動、可分離的，就像受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歡迎的那種（至今依然）激發起關於進步的可能性的樂觀主義的技術物件；具體的技術物件是根植於（也許是字面意義上的「扎根於」）人類和自然界的物件，它充當人與自然的中介。控制論機器比機械鐘更具體，機械鐘又比簡單的工具更具體。那麼我們能否設想一種具體的團結，以避開基於民族國家和抽象團結的免疫的僵局？我們能把信息圈看做指向這種免疫學的機會嗎？
我們或許需要從兩方面擴展信息圈 (infosphere) 的概念。首先，可以把信息圈的建立理解為構建技術多樣性的嘗試，一種從內部瓦解單一技術文化、擺脫其「壞的無限性」的嘗試。技術的多樣化也意味著生活方式、共存形式、經濟等方面的多樣化，因為技術作為宇宙技術，內嵌著與非人類和更廣的宇宙的不同關係。[16] 這種技術多樣化並不意味著一種強加到技術之上的倫理框架，因為倫理框架總是來得太晚，而且注定要被違背。如果不改變我們的技術和態度，就只能把生物多樣性作為特例來保護，而無法保障其可持續性。換句話說，沒有技術多樣性，我們就無法維持生物多樣性。新冠病毒不是大自然的報復，而是單一技術文化的結果，在這種文化中技術失去了它自身的基礎，並渴望成為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礎。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單一技術主義忽視了共存的必要性，始終只把地球當做持存物。持續的惡性競爭，只會繼續製造更多的災難。按照這種觀點，在「地球飛船」耗盡和毀滅之後，我們就只能去「火星飛船」上進行同樣的消耗和毀滅了。
其次，可以把信息圈看做一種超越國界的具體團結，一種不再以民族國家（以及那些實際上只是全球權力的傀儡的國際組織）為出發點的免疫學。為了實現這種具體團結，我們需要一種技術多樣性，開發替代技術，比如新的社交網絡、協作工具和數字機構基礎設施，以此構成全球協作的基礎。數字媒體已有很長一段社會歷史，儘管除硅谷（和中國的微信）之外，很少有其他數字媒體達到全球規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繼承下來的哲學傳統——自然與技術、文化與技術之間的對立——導致的，這種傳統沒能將技術的多元性視為可能。技術狂熱和技術恐懼成了單一技術文化的症狀。我們熟悉黑客文化、免費軟件和開源社區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但我們的關注點一直在於如何發展壟斷技術的替代方案，而不是建立另類的訪問、協作模式以及更重要的認識論。
新冠病毒事件因而將加速數字化進程和數據經濟的涵蓋性，因為數字化已經成為對抗病毒傳播最有效的工具，正如我們最近看到的，那些向來珍視隱私的國家也轉而支持利用移動數據追蹤疫情的爆發。我們或許想停下來問，這種加速的數字化進程能否被看做一個機遇，一個突顯出當前全球危機的契機（kairos）？號召全球抗疫的呼聲把每個人放到了同一條船上，而恢復「正常生活」的目標並非一種充足的響應。新冠病毒的爆發在二十多年來第一次使各個大學院系都開始提供線上教學。反對數字教學的原因有許多，但大多都是次要甚至有時是不合理的（致力於數字文化的機構可能仍然認為物理在場對人力資源管理很重要）。線上教學不會完全取代物理在場，但它確實根本地開放了獲取知識的渠道，使我們在許多大學都面臨資金短缺的時期，回到教育問題上。新冠病毒對正常生活的中止，會使我們改變習慣嗎？比如我們能否把未來的幾個月（或許是幾年）世界上大多數大學都將使用線上教學的這段時間，作為創造規模前所未有的嚴肅的數字機構的機會？全球免疫要求我們進行這種徹底的重組。
這篇文章開篇的話引自尼采未完成的《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寫於 1873 年左右。書中尼采並沒有暗示自己被排除在哲學學科之外，而是把文化改革與古希臘哲學家等同起來，古希臘哲學家希望調和科學與神話、理性與激情。我們不再身處悲劇時代，而是處在悲劇主義和道家思想都無法單獨提供逃離方案的災難時代。面對全球文化的病態，我們迫切需要由新思維和新框架驅動的改革，這將使我們擺脫哲學所強加和忽視的東西。新冠病毒將摧毀許多已經受到數字技術威脅的機構，也將使監控等免疫措施的加強變得必然 — 以抵抗病毒、恐怖主義以及其他威脅到國家安全的事物。這也是我們需要更強的具體、數字團結的時刻。數字團結不是呼籲人們更多地使用臉書、推特或微信，而是要擺脫單一技術文化的惡性競爭，通過另類技術及其相應的生活形式、在地球和宇宙中居住的方式，來創造技術多樣性。在我們的後形而上學世界中，我們大概不需要什麼形而上學的大流行，也不需要一種以病毒為導向的本體論。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具體的團結，它能在黃昏降臨之前允許差異和分叉的出現。（全文完）
【註釋 | 參考】
[11] 卡爾·施密特，《政治的觀念》（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George Schwab 譯，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年，第56頁。
[12] 見尼采，《快樂的科學》，Josefine Nauckhoff 譯，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年，第119頁。
[13] 見柄谷行人，《世界歷史的結構：從生產模式到交換模式》（The Structure of World History: From Modes of Production to Modes of Exchange），Michael K. Bourdaghs 譯，Duke University Press，2014年。
[14] 我們也要謹慎地問，這種生物學比喻究竟合不合適 – 儘管它廣為接受。我在《遞歸與偶然》（Yuk Hui: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Rowman and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2019年）中通過分析有機主義的歷史、它在認識論史匯總的位置以及它和現代技術的關係，反駁了這種比喻，質疑了它作為政治比喻（尤其是在環境政治方面）的有效性。
[15] 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社會：1975-1976年在法蘭西公學院的演講》，David Macey譯，Picador，2003年，第15頁。
[16] 我在《論中國的技術問題：宇宙技術論》（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Urbanomic，2016年）一書中，把這種技術的多樣化發展為「多元宇宙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