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煜博士的「百年危機」原文以英語書寫，已刊載於 e-flux journal #108, April 2020, titled “One Hundred Years of Crisis” (Yuk HUI)。蘇子瀅中譯，以「遵循民族國家的邏輯，全球“共同免疫體”永遠無法實現」為題載於4月21日的《澎湃新聞·思潮市場》(The Paper)，並將於6月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出版。這裡刊登的是校訂修短前作者的原裝全文，分上下兩部於「據點一杯茶」發表。感謝許煜慷慨分享。This i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Dr. Yuk Hui’s full essay “One Hundred Years of Crisis”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e-flux journal #108, April 2020.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uploaded in The Paper on 21 April 2020. With Yuk Hui’s generous permission, here is the original essay in full translation, published as part 1 and part 2 in Floating Teatime. [published English version can be downloaded here] [Spanish version available here]
如果哲學曾經表現為有益的、彌補性或預防性的東西，那是因為它處於一種健康的文化中。而在病態的文化中，它會加重病情。
——尼采，《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Philosophy in the Tragic Age of the Greeks）
1. 「精神危機」的一百週年紀念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詩人保羅·瓦萊里（Paul Valéry, 1871-1945）在「精神的危機（Crisis of the Spirit）」中寫道：「我們這些後繼的文明……太清楚我們是凡人。」[1] 只有在這樣的災難中，我們才能事後（as an après coup）意識到我們只是脆弱的存在。一百年後，一隻來自中國的蝙蝠 — 如果說冠狀病毒確實來自蝙蝠 — 將整個地球推進了另一場危機。如果瓦萊里還活著，他不會被允許走出他在法國的家門。
在1919年的精神危機之前，存在著一種虛無主義，一種無在 1914 年之前就開始困擾歐洲。正如瓦萊里談到戰前的知識界時所寫的：「我看到了……無！無……然而是一種無限潛在的無。」我們在瓦萊里1920年的詩「海邊墓園（Le Cimetière Marin）」中，能讀到尼采式的肯定的呼喚：「起風了！……我們必須努力活下去！」這句詩後來被宮崎駿借用為他的動畫電影的標題，這部電影講的是為日本帝國設計戰鬥機（隨後被用於二戰）的工程師堀越二郎。這種虛無主義以尼采式的考驗永恆復歸：一個惡魔入侵你最孤獨的孤獨，問你是否願意活在同一的永恆復歸中 — 同樣的蜘蛛，同樣的樹間月光，同樣的惡魔問你同樣的問題。任何不能忍受和直面這種虛無主義的哲學，都無法提供充分的答案，因為這種哲學只能讓病態的文化變得更加病態；在我們的時代，這就意味著退回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可笑的哲學迷因中。
自十八世紀以來，瓦萊里質問的這種虛無主義一直受到技術加速和全球化的滋養。正如瓦萊里在文章結尾處寫的：
「但是歐洲精神 — 或者至少是它最珍貴的內容 — 能被徹底擴散嗎？民主、對地球的剝削以及技術的普遍傳播等現象，對歐洲來說都是行為能力縮減（deminutio capitis）的預兆……難道這些必須被當做命運的絕對選擇嗎？」 [2]
這種擴散 — 歐洲或許曾試圖肯定它 — 的威脅已不再由歐洲單獨面對，它也多半永遠不能被歐洲的「悲劇主義（tragist）」精神徹底克服。[3] 「悲劇主義」首先與希臘悲劇有關，它也是精神試圖解決其內部產生的矛盾的邏輯。在「啓蒙運動結束後，會開始什麼？」等文章中，我試圖勾勒出自啓蒙運動以來，衰落的一神論如何被一種一元技術主義（或技術有神論）取代，後者在今天的超人類主義中達到巔峰。[4] 我們現代人，歐洲哈姆雷特的文化繼承者（瓦萊里「精神的危機」中的哈姆雷特通過數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頭骨，來回顧歐洲的知識遺產），在瓦萊里的文章寫成的一百年後，依然相信並且希望繼續相信我們能成為不朽的，相信我們將能增強免疫系統以抵抗所有病毒，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直接逃去火星。在新冠全球流行期間，研究火星之旅似乎與阻止病毒傳播和拯救生命無關。正如超人類主義者在他們的企業口號中宣揚的，我們這些仍然住在被稱為「地」的星球上的凡人，可能沒機會等到成為不朽了。尼采之後的關於虛無主義的藥理學還沒有被寫出，毒素就傳遍了全球的身體，並造成免疫系統的危機。
對雅克·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其遺孀瑪格麗特·德里達 Marguerite Aucouturier 最近死於冠狀病毒）來說，2001年9月11日世貿中心遭受襲擊標誌著自體免疫危機的體現。這一危機瓦解了幾十年來一直穩定的技術政治權力結構：一架波音767被用作武器，對抗發明它的國家，就像一個變異的細胞或者從內部產生的病毒。[5]「自體免疫」一詞用在政治語境中，只是一個生物學隱喻：全球化創造了一個世界體系，其穩定性依賴於科技和經濟霸權。因此，9/11事件被認為是一次斷裂，它結束了啓蒙運動以來基督教西方所意願的政治格局，引發了一種作為永久的例外狀態的免疫反應 — 戰爭一場接著一場。而今天，冠狀病毒瓦解了這個隱喻：生物和政治融為一體了。遏制病毒的努力不僅包括消毒劑和藥物，還包括軍事動員和對國家、邊界、國際航班和火車的封鎖。
德國《明鏡》週刊一月下旬的封面
一月下旬，《明鏡》週刊 (Der Spiegel) 發表了題為《新冠病毒，中國製造：當全球化成為致命危險》（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 Wenn die Globalisierung zur tödlichen Gefahr wird）的一期，題圖是一個穿全套防護裝備的中國人盯著一部 iPhone，他的眼睛幾乎閉著，彷彿在向上帝祈禱。[6] 新冠病毒的爆發不是一次恐怖襲擊 — 到目前為止，除了這個病毒首次出現在中國，還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病毒究竟源於哪裡 — 而是一次器官學事件，病毒附著在先進的運輸網絡上，以高達90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擴散。這個事件也使我們回歸民族國家話語和由國家定義的地緣政治。我說的回歸，首先指冠狀病毒已經恢復了被全球資本主義和文化交流、國際貿易增進的流動性所模糊的邊界的意義。全球大流行表明，全球化迄今為止只培育了一種單一技術文化，這種文化只會導致自體免疫反應和大衰退。其次，疫情爆發和向民族國家的回歸揭示了民族國家概念本身的歷史和現實局限。現代民族國家企圖通過內部的信息戰掩蓋這些局限，並構建跨國界的信息圈（infospheres）。然而這些信息圈沒有產生全球免疫，而是利用全球空間明顯的偶然性發起生物戰。我們用以對抗該階段的全球化的全球免疫學尚不存在，如果這種單一技術文化持續下去，它可能永遠也不會出現。
2. 一個歐洲的施密特看到百萬個幽靈
在2016年歐洲難民危機期間，哲學家彼得·斯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接受《西塞羅》(Cicero, Germany) 雜誌採訪時，對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提出了批判，他說，「我們還沒有學會讚美邊界……歐洲遲早會制定出有效的共同邊界政策。從長遠來看，領土方面的要求是佔上風的。畢竟，我們沒有自我毀滅的道德義務。」[7] 儘管斯勞特戴克關於德國和歐盟應該對難民關閉邊境的主張是錯誤的，回顧過去，人們或許會說他關於邊界問題沒有得到周全考慮的說法是有道理的。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曾明確指出，在邊界的功能方面，二元性（兩極）邏輯依然存在：一些人堅持更嚴格的控制，作為對外部敵人的免疫性防禦 — 對免疫學的經典和直觀的理解，是把它看做自我和他者的對立 — 另一些人則建議取消邊界，允許個人和貨物的自由流動和聯合的可能性。埃斯波西托認為這兩個極端在道德和實踐上都是不可取的，這一點在今天頗為明顯。[8]
新冠病毒在中國的爆發 — 始於2019年11月中旬，2020年1月下旬官方發佈警告，隨後1月23日武漢封城 — 立即導致了針對中國人甚至是亞洲相貌的人的國際邊境管制，這些人被認定為病毒攜帶者。意大利是最早對中國實施旅行禁令的國家之一；早在一月下旬，羅馬音樂學院（Santa Cecilia Conservatory）就禁止「東方」學生上課，甚至包括那些從未去過中國的學生。這些我們可以稱之為免疫性的舉動，是由恐懼驅使的，更根本上是出於無知。
在香港 — 緊挨著廣東深圳，深圳是湖北以外的主要疫區之一 — 有強烈的輿論主張政府應當關閉與中國大陸的邊界。特區政府拒絕這樣做，並引用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各國避免對中國實施旅行和貿易限制的說法。作為中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香港特區不應該反對中國，也不該給中國近期經濟增長乏力增加負擔。但有些香港餐館在門上貼了告示，宣佈不歡迎說普通話的顧客。普通話被同攜帶病毒的中國大陸人聯繫在一起，這種口音被當成了危險的標誌。一家在正常情況下對所有有消費能力的人開放的餐館，現在只對某些人開放。
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從根本上都是免疫性的。種族主義是一種社會抗原，因為它明確區分了自我和他者，對他者帶來的一切不穩定性做出反抗。但並不是所有的免疫性行為都可看作種族主義。如果我們不正視這兩者之間的模糊性，就像在黑夜裡所有牛都是黑色的一樣。在全球流行病蔓延的情況下，當洲際航班和火車傳播病毒，免疫性反應尤其是不可避免的。在武漢封城之前已經有500萬居民逃離武漢，非自願地把病毒運出了城市。事實上，一個人是否被貼上來自武漢的標籤是無關緊要的，因為考慮到病毒能在體內潛伏數天而無症狀、同時向周圍傳染，每個人都可能被看做可疑的。當排外心理和微觀的法西斯主義在街上和餐館裡變得普遍，有些免疫性的瞬間是我們很難逃脫的：你不由自主地咳嗽時，每個人都盯著你看。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免疫圈（immunosphere） — 正如斯勞特戴克建議的 — 既作為保護也作為社會組織。
免疫性行為不能被簡單歸結為種族主義行為，它似乎為回歸邊界 — 個人、社會和國家的邊界 — 提供了正當理由。在生物免疫學和政治免疫學中，對自我-他者範式和有機體範式進行了幾十年的辯論之後，現代國家又回歸了作為最簡單、最直觀的防禦形式的邊境控制，即使敵人是不可見的。[9] 我們對抗的實際上只是敵人的具體化身。卡爾·施密特 (Carl Schmitt) 所謂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束縛著我們：政治性由敵友的劃分規定，這個定義很難被否認，在全球傳染病流行期間，它大概被加強了。當敵人不可見，它便必須被具體化和指認：首先是中國人，亞洲人，然後是歐洲人，北美人；在中國境內則是武漢的居民。排外心理滋養了民族主義，無論作為是把排外看做不可避免的免疫行為的自我，還是利用被排外的心理來加強自身的民族主義作為免疫的他者。
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1919年，隨後被聯合國接替，它是一種通過把所有國家聚集進一個共同組織，以避免戰爭的策略。卡爾·施密特對這種嘗試的批評或許是正確的，他稱國際聯盟（去年是它的一百週年紀念）錯誤地將人類（Menschheit，或譯作人性，意為人類總體）視為世界政治的共同基礎，而人類不是一個政治概念。相反，人類是個去政治化的概念，因為指認一個不存在的抽象人類「會濫用和平、正義、進步和文明的概念，以此宣稱它們是自己這邊的，否定敵人享有同樣的東西。」[10] 我們知道，國際聯盟是由來自各國的代表組成的團體，它沒能防止二十世紀最大的災難之一，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它被聯合國取代了。施密特的論點豈不是也適用於世界衛生組織 (WHO) 嗎？這個全球性組織旨在超越國界地就全球衛生問題提出警告、建議和治理。考慮到世衛組織在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方面幾乎沒有發揮積極作用 — 如果它沒有發揮消極作用的話：在新冠的全球流行對每個人都顯而易見之前，世衛的總幹事甚至拒絕稱其為全球大流行 — 這個組織究竟有何必要呢？在該組織任職的專業人員的工作自然應該得到極大的尊重，但新冠病毒的事例暴露了一個更大組織的政治職能危機。更糟糕的是，我們只能在社交媒體上批評這個燒錢的龐大全球管理機構的失職，這好比對著空氣大喊大叫，但誰也沒有有能力改變任何事情，因為只有各個國家才有民主程序。
（上半部完／待續）（接下／二之二）
【註釋 | 參考】
[1] 保羅·瓦萊里，「精神的危機」（La Crise de l’Esprit），原譯為「心靈的危機」（Crisis of the Mind），Denise Folliot 與 Jackson Matthews 譯，1919年。最初為英文版，發表於《雅典娜》雜誌（The Athenaeum），倫敦，1919年4月11日、5月2日，同年法文版發表於8月的《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2] 同上註。
[3]「悲劇主義」是我在我即將出版的新書《藝術與宇宙技術》（Art and Cosmotechn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0）中使用的。
[4] 許煜，「啟蒙運動結束後，會開始甚麼？」（“What Begins After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e-flux 雜誌第96期，2019年1月。
[5] 關於911襲擊的自體免疫性質，見喬凡娜·博拉多利（Giovanna Borradori），《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的對話》（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年。
[6] “Wenn die Globalisierung zur tödlichen Gefahr wird”，《明鏡》，2020年1月31日。
[7] 彼得·斯勞特戴克，「沒有自我毀滅的道德義務」（“Es gibt keine moralische Pflicht zur Selbstzerstörung”），《西塞羅政治文化雜誌》（Cicero Magazin für politische Kultur），2016年1月28日。
[8] 見羅伯托·埃斯波西托，《免疫：生命的保護與否定》（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Zakiya Hanafi譯，Polity Press，2011年。
[9] 見阿爾佛雷德·陶伯（Alfred I. Tauber），《免疫：一個觀念的演化》（Immunity: The Evolution of an Ide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年。
[10] 卡爾·施密特，《政治的觀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George Schwab譯，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年，第54頁。
***feature image: courtesy of Linda Lai
About the Author: 許煜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的副教授，哲學及批判理論學者。最新著作為《遞歸與偶然》(2019.01)。Yuk Hui, philosopher and scholar of Critical Theory, is currently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reative Media,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most recent book is Recursivity and Contigency (January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