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go Yeung accounts for what his first solo show, What Death Tells Me, tells him about cinema. Shuttling between sound, image and story, the drifting open-ended journey amounts to a narrative mode and experience afforded only by digital data and computational cinema.
「But art is ambiguous。」
《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dir. Luchino Visconti, 1971) 電影裏的這句對白很恰當的總結了我完整看畢《死亡如是說》(What Death Tells Me, Hugo Yeung, 2016) 時的感受。我的注意力不時在聲音、影像、故事之間游走。三者有時互動、有時角力，主次關係不斷更換，有些時候更沒有主次可言。這種模糊的狀態並非構想作品時預料到的。這觸動了我許多思緒，再次審視自己的作品。
按起初的構思，純粹想將電影中的影像和聲音的關係倒置，强調聲音於觀影體驗中的存在感，甚至逆向導引影像與敘事的流動。然而，當我以觀眾角度看《死》的時候，這些「動機」便漸漸變得模糊，而整個觀影體驗也充滿著不同層次的模糊化。到底我在看維斯康堤《魂斷威尼斯》的影像和故事，還是在聽馬勒交響曲的錄音? 我應該留意聯繫聲音與影像背後的電腦程式的數理概念，還是單純跟隨程式產生的殘影效果，任由意識律動? 在兩個小時的視聽過程中，敘事經過了怎樣的轉化?《死》的創作完成了，那是誰的敘事? 是湯瑪斯曼的？維斯康堤的？馬勒的？還是我的? 而我，作爲《死亡如是說》的「藝術家」，這個「我」如何存在？是何種狀態的存在？
對談會裏，與 Linda 和 Hector 的討論中，我似乎得到了一個（模糊的）答案：以上種種的含混不清，令我和《死》始終保持著一定距離。這種距離並非完全的抽離，而是剛好讓我能夠選擇何時「進入」、何時「退後」，自由接收、建立和理解聲、畫、故事三者間的關係。
這也令我再一次自問：電影作爲媒介的本質究竟是什麽？若以上世紀二十年代的 “Cinéma pur”（純電影， pure cinema）運動來定義「純粹」的電影，那便是透過連串菲林的曝光、剪接再加上聲音所生產的影像 (visual)、動態 (movement)、節奏 (rhythm) 構成。那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電影踏入數位時代，活動影像的基本素材不再是菲林膠片和光，而是數字和數據。這個質的改變，作為創作者，我們該如何納入，成為探深實驗的啓端? 更叫我留神的，是本質上毫不含糊的數字和數據，經過藝術的轉化作用後如何變成醖釀模糊的平台。
又想，「死亡」在於這個作品裏——調式的死亡、古典的死亡、菲林的死亡、敘事的死亡……大抵也是一種模糊的狀態。畢竟，它們總會以某種方式殘留、存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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