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與全球瘟疫：如何在動蕩中找到團結？
這個夏天會是實踐雙重權力策略的成熟時機嗎？
| 2020年8月17日 | 原文英語版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譯者：Mary L (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自從持續的全球瘟疫和各國強制性禁閉（非監獄式的「封鎖」）開始以來，我一直在一個網上文檔裡列出與全球農業和冠狀病毒相關的文章和參考資料，與我的朋友、家人和一個我最近在網上參加的閱讀小組共享。世界現時的不穩定狀態令我回想起人類學家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一句說話：「世界的不確定性與時間的非計劃性，總會令人恐懼的。但通過在動蕩中思考，我們就清楚知道不確定性也讓生活充滿新的可能。」1
到訪了法國巴斯克自治區的六所合作社後，我現正留駐阿爾卑斯山附近的家裡。我想分享一些我近來所閱讀的東西，並與你一同思考一些農業和跨國的可能性──同時希望以一些在我的家園香港的土地抗爭作為文章的結語。
我對這些想法的探索始於2010年，當時我在香港北面稱為新界的市區／農村／山區的新界跟一些農民接觸。「新界」這個「非地方」的名稱，暗示了它的殖民歷史和大英帝國笨拙地更名著陸點和征服「新」世界的模式──如新西蘭、新不列顛和紐芬蘭（Newfoundland，意指「新尋獲之地」）。2
1898年，中國大陸把新界及二百個離島租借予英國殖民地政府，租期九十九年，造成了「原居民」和「非原居民」村民的隨便分類。現時新界的霸權和父權制土地政策是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令村民繼續失去家園和農田，同時允許「原居民」家族中的男性擁有土地和建屋的權利。很多時候這些原居民村民會以非法污染將農田變為棕地的方法，從他們的土地權中獲利──把肥沃的土壤以混凝土填平，並在上方興建停車場、廢物回收場和貨櫃場鋪路。
“現時新界的霸權和父權制土地政策是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令村民繼續失去家園和農田，同時允許「原居民」家族中的男性擁有土地和建屋的權利。
在香港，本土性（indigeneity）與2016年北達科他州反對輸油管道事件期間串流的歌曲產生了不良的共鳴與摩擦。香港的原居民村民與亞馬遜的原住民社區並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亞馬遜森林於四月初首次傳出冠狀病毒的死亡個案。
我在馬屎埔村、坪輋及田香花園遇到的新界農夫，是曾經或現時的發展商霸權的受害者，尤其是恒基兆業地產，跟香港和中國的其他發展商一樣，已將其帝國版圖擴展到藝術界。3
在2016年，此類土地抗爭引領我後來去拜訪其他主張糧食主權和土地使用權的世界，例如法國西部的自治區ZAD（法語為 Zone à Défendre，英語為Zone to Defend）。位於荒地聖母鎮（Notre-Dame-des-Landes）的ZAD是一個持續進行中的1,650公頃土地的佔領行動，現時許多合作社亦居住在這裡，對政府提議的新機場進行了五十年的對抗（計劃後來於2018年1月取消）。
四年後我再次來到歐洲，並一直訪問各農業合作社，直到2020年3月16日禁閉令開始為止，同時期望可以繼續出行並再次探訪荒地聖母鎮的ZAD。我相信這次的全球瘟疫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與農業、食物權以及對必要服務工作者，諸如農夫、送貨司機和超市收銀員等的依賴關係。昨天我在格勒諾布爾（Grenoble）看到的一個例子是沒有戴口罩的自行車外賣速遞員──大多是有色人種──在空曠的大街上等候外賣。同時在禁閉期間，有白人家庭悠閒地在附近騎自行車。 4
與食物有關的議題自然有不同的複雜性，其中一些（如果不是全部）屬於生物政治，位於系統性全球不平等的交匯點。美國一個BIPOC（Black,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r）中心的社區農場Soul Fire Farm教會我們如何在種族主義和不公正的系統中靈活地種植食物。以下的人物和合作社也分享了生存的方法。
必要服務工作者的（非）流動性
外面的菜和米送來了，隊長在群裡幫把人叫出來：送菜的是隔壁村的菜販，種類比不上超市，價格跟以前的差不多；聽說城裡有些小區團購買菜，超市给他們ABCDE的套餐，每套搭配不少根本不需要的菜；而漢口的菜價更是誇張，猪肉高達60元一斤。（約6.80英磅）
—匿名，武漢日記 Wuhan Diary, 黑書眾《半年多報》Black Book Assembly More-Than-Half-A-Year-in-Review
這摘錄源於2020年2月，是禁閉令下武漢某人的第五篇日記。這日記預視了即將在全球發生的一連串事情：通過社交媒體組織獲取食物、 在超市進行大量採購並造成食物短缺和有限的選擇（特別是「恐慌性購買」）、 與鄰居組成互助團體、哄抬物價，以及畜牧業的波動。後來，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製作的三頻並帶英文字幕的紀錄片分享了武漢社交媒體的錄像：一個露台園丁種了足夠的蔬菜來維持一個月，包括生菜、武漢出產的白菜和紫菜心；從黃色花兒收穫花蜜的蜜蜂；超市貨架空空如也；裝滿了蔬菜的電動速遞自行車；以及運送免費蔬菜，一車子的白蘿蔔──「每人兩株」。
在雲南，由於旅遊限制，流動養蜂人劉德成無法生活。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蜂蜜生產國，每年有三十萬以上的養蜂人帶著一卡車的蜂群穿州過省，追逐季節和盛開的花朵，並在過程中為農作物傳播花粉。2020年2月13日，在擁有大約一百個蜂群（其中一些遭農藥中毒）、花卉來源不足又缺乏金錢購買蜜蜂飼料的情況下，劉德成自殺身亡，遺下了一家六口。他的死訊是在中國養蜂學會的網站上宣布的。兩天後，政府官員宣布必要服務工作者，如從事畜牧、飼料和養蜂工作的人士方可自由流動，但為時已晚。
Non, un paysan n’est pas un militaire.
J’ai un peu de mal avec ces propos guerriers.
Je comprends l’intention mais je préfère parler de «solidarité».
不，農民不是士兵。
這些好戰的說話有點令我困擾。
意圖我是理解的，但我更喜歡講「團結」。
— Nicolas Girod，農民聯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法國的一個農業工會）
3月中旬，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歐洲成為2019冠狀病毒疾病「全球瘟疫震央」。在法國，我看到馬克龍總統在2020年3月16日將局勢比喻為戰爭，並實施了禁閉和限制性措施。在同一次電視轉播中，他說了六次：「我們正處於戰爭之中。」如果這是戰爭，那麼法政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調查顯示以色列軍隊向巴勒斯坦（自1967年起被以色列政府殖民化）噴灑殺滅農作物的化學物質及把風武器化的加薩除草作戰（2014年至今）又是甚麼？
馬克龍的軍事和大男人氣慨的演說似乎啟發了農業部發起諸如「法國農業大軍」（la grande armée de l’agriculture française）之類的項目，成功招募二十萬名市民到農場工作。全球瘟疫引起的邊境封閉限制了來自東歐的季節性移徙工人的流動性，而他們大部分據報都是報酬偏低而被不斷剝削的。翌日，皆因邊境封閉和英國脫歐等不明朗因素，英國政府宣布了一項類似的「土地軍隊」計劃，試圖填補六萬名季節性工人的職位，而其中九成多數是歐盟公民。由於合約期限、農場位置偏遠，以及全職工作無法保證護理服務，「土地軍隊」計劃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在超過六次包機航班將羅馬尼亞的農場工人空運到英國的同時，2016年的反移民英國脫歐海報「BREAKING POINT」亦迅速成為遙遠的記憶。對於那些投票支持英國脫歐的人來說，這場全球瘟疫揭示了英國對移民勞工的實質依賴，與英國展開脫歐的景象並列。
全球瘟疫在所謂的「美國」突顯了一則悖論：作為無證移民，農場工人不斷冒著被驅逐出境之險，但是因為瘟疫的緣故，他們又獲得官方發放的信件得以無限期停留。農業移徙工人展示出「沒有國界、沒有國家」的另一個力證，但要真正消除邊界暴力，在目前工資不足和剝削性工作條件下是不可能的；工人仍然把自身健康置於不顧，以養活那些把國家的無視與無能加諸他們身上並有特權留在家裡的人們 。
隨著封鎖進入第二週，供應鏈斷裂、藥物和必需品供應不足。成千上萬的貨車司機仍然被困於高速公路，幾乎沒有食物和水。準備收割的現成農作物正徐徐腐爛。
— 阿蘭達蒂 羅伊，The pandemic is a portal （大流行是一道傳送門），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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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過剩與移置
在印度突然宣布禁閉之後，阿美達巴德的警察揮舞警棍驅散街頭小販的影像在網上流傳。路上翻倒的木製手推車和糟塌掉的水果和蔬菜是全球瘟疫下食物系統崩壞的縮影。在美國愛達荷州，一位農夫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張馬鈴薯堆的照片並把它們免費送出，同時指出「馬鈴薯的供應鏈肯定已經完全顛倒。」記者JK. Sidwaya在網上發表文章，詳細描述了西非布基納法索首都烏格都古的在全球瘟疫下的對策。與法國類同，布基納法索的戶外市場亦因保持社交距離措施而被關閉。在烏格都古，蔬菜販子在自己家門外設置臨時小巷攤檔，不僅出售蔬菜、白米、麵粉、油、糖、木材和木炭，還出售諸如甜甜圈和油炸山藥之類熟食，在晚上七時至早上五時的全國宵禁令啟動之前照例閉門。
四月第二個星期，我參加了由策展人Jennifer Teets和藝術家Fernando García-Dory組織的閱讀小組。書單中有進化生物學家Rob Wallace撰寫的《Big Farms Make Big Flu》，從書評看來似乎不難入口，跟Pablo Amadeo設計的封面及編輯的《Sopa de Wuhan》有所不同。後者的設計帶有令人震驚的種族主義色彩，更附上了一系列蝙蝠插圖，取自動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詞的創始人，也是早期科學種族主義的支持者）的一部著作。該書封面把馬蹄蝠與「冠狀病毒源頭」畫上等號，並隨便把其他十種蝙蝠與該書的十五名學術作者和貢獻者並置。
“中國政府進行的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土地改革導致了小農場的私有化，並透過「掠奪性累積」將小農場納入工業化農業網絡。
我們的閱讀小組來得及時，因為Wallace的著作的影響已跨越國際──在《闖》Social Contagion: Microbiological Class War in China （社會傳染：中國的微生物階級戰爭）一文、Coronavirus: Agribusiness Would Risk Millions Of Deaths （冠狀病毒：農業綜合企業將置數百萬人於死亡風險），以及香港兩個中文左翼平台上均被引述。然後我們又透過分散在歐洲的小組與美國和哥倫比亞的人們聯繫起來，一再引述Wallace。在全球瘟疫期間共享這些文章，再三挑起了人們對致命病毒的警覺性：「工業牲畜的工廠化運作模式將為各種強悍病毒流感提供一個合適的環境。」 5
我早前亦得知，私募股權投資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於2008年以三億美元在中國購買了十個家禽農場。中國政府進行的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土地改革導致了小農場的私有化，並透過「掠奪性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將小農場納入工業化農業網絡。6
閱讀小組總結時，我也不斷想起岌岌可危的濕地，例如最近位於法國濱海布雷蒂尼奧勒（Brétignolles-Sur-Mer）的ZAD de la Dune被驅逐、印度孟買Aarey Colony為開發新地鐵線路而持續發生的森林砍伐，以及土地抗爭、農夫生計的不穩定與香港持續的反送中運動之間的關係。
有沒有人正受到一個關於村民被那惡名昭彰的「我搬家了」技術故障所詛咒的劇情影響？
如果這一次更新為你解決了這個問題，請告訴我們！
—動物森友會，@ACWorldBlog tweet，2020年4月23日
看來，現已政治化且在中國被禁的任天堂Switch遊戲《動物森友會》展示了藝術可以殘酷地模仿生活，反之亦然。遊戲中的一個技術故障令線上的朋友們互相探訪彼此的小島和家裡時在門前發現「我搬家了──（朋友的名字）」。持續抗爭的四年間，香港政府於2020年4月15日向居住在新界綠化帶內的橫洲村民發布了7月15日的最終遷離通知。今天，我在餐桌上放了一支自拍棒，對着自己的臉，跟村民和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組成員交談，討論了十年前在新界發生的村莊移置、在香港發生的另外兩次土地抗爭，以及面對COVID-19掩護下的暴力鎮壓可以做些甚麼。
突然之間，有很多人來參加我們的農墟，以至於我們的供應無法滿足需求。
—區晞旻，Coronavirus sparks boom for local farmers in import-dependent Hong Kong （冠狀病毒在依賴進口的香港為當地農夫帶來了繁榮）
糧食主權和雙重權力的可能性
馬寶寶社區農場位於新界馬屎埔村。在全球瘟疫和社交距離措施之前，可以在大街上看到馬寶寶之友展示和分發以自家有機農產品製成的熟食給予積極參加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和記者。
如《武漢日記》所述，全球瘟疫期間蔬菜價格急漲。香港超過九成的蔬菜都來自中國，但在成本增加的趨勢下，再加上政府或開發商土地掠奪有關的糧食主權問題，形成現時香港本地農產品的繁盛。但是這也許為時已晚，因為一項於2007年制定並獲政府批准的發展計劃，將吞噬馬屎埔村的大片土地。今年七月，香港政府將按時間順序從馬屎埔村收伏更多耕地，作為計劃於今年夏天進行的三個新界遷村計劃的一部分：大埔滘乾坑（六月三十日）；橫洲三村（七月十五日）；馬屎埔村／古洞（七月二十八日）。
「雙重權力是一種能夠滿足真正需求的策略，涉及社會廣泛基礎，以建立本土自治機構、民主體制和另類經濟。」
—Katie H，From Mutual Aid to Dual Power: How Do We Build a New World in the Shell of the Old? （從互助到雙重權力：我們如何在舊世界的外殼裡建立新世界？）
儘管已經延長了一次，香港的社交距離措施又一再延長，這次直到8月31日。從馬寶寶的互助活動中汲取教訓、認清民主派政黨的無能及小眾、把三個農村被驅逐情況看作一個例子，並特別着眼於對「雙普選」的持續訴求：今年夏天會否是實踐雙重權力 （dual power）策略的成熟時機──抵抗自然生態、生物多樣性和棲息地的破壞，並倡導一種不會再把大瘟疫、父權和霸權主義正常化的農業？
聲援世界上所有必要服務工作者、被邊緣化農夫和無家可歸的村民。
—梁志剛，2020年4月30日，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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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1]Anna Lowenhaupt Tsing,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 
[2]John Mark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Ame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70.
[3] 香港藝術家工會 Hong Kong Artist Union, 藝術，兇金，自主權 Art, Violent Money and Autonomy (Hong Kong: Display Distribute, 2019): 119-132.
[4] 這讓我想起了英國中學的午饍時間。食堂裡有三個收銀員，其中一個只供免費學校午餐的學生使用，其中大多數是有色人種。
[5] Rob Wallace, Big Farms Make Big Flu (New York: NYU Press , 2016): 59.
[6] Ibid., 70-71.
